近代宪政学说指出民主国家宪政体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民主共和制，一种是君主立宪制。中国要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自强应该选择哪种宪政体制，是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自1903年起，这一问题成为第二次办报高潮政治性报刊比较集中的一个议题。

在上海陆续出现的一批革命报刊诸如改组后的《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等开始在国内大力宣扬通过种族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独立共和的政府。特别是《苏报》自1903年5月聘任章士钊为主编起，刊载大量公开鼓动革命的文章，发表论说大力称赞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暴力革命活动。章士钊曾撰写论说《读<革命军>》，赞扬推荐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称之为“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根极公理，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并公开号召以革命行动“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复一切压制之策”。《苏报》在《新书介绍》栏目中还曾向读者介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 “通过订立宪法，规定君民之权”的君主立宪道路表示批判。

《苏报》多次发表论说建议“革命党”、“立宪党”联合起来，和“政府党”作斗争。呼吁立宪党人“幡然变计”，与革命党相提携，“保中国，不保大清”。清政府查封《苏报》后，革命派人士创办《警钟日报》曾连续发表论说反对君主立宪政体，主张用暴力手段对付专制政体，刊登孙中山致友人书，向国内读者介绍了“中华革命军”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誓词，初步表达了三民主义的宪政救国论。

1904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暴发的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俄国战败而告终，日本的胜利“愈加使中国的知识阶级坚信维新的效果”，当时国内的所谓一般维新人士均持立宪救国论，国内一大批报刊对君主立宪政体展开了积极宣传。这一时期创刊的上海的《时报》、《扬子江》、《东方杂志》、《宪报》、《宪政杂志》，北京的《京话日报》、《宪法白话报》、《正宗爱国报》等报刊均提倡君主立宪之说。

当时天津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而且还被奉为北方地区的“清议”之首，是华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报纸，它主张效仿英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其论说栏目中曾明确提出“专制之政，万难国存，批准立宪，与民更始”，并指出立宪政体下的国民皆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朝廷予以国民以此三大自由，则为文明国，否则为野蛮专制”。《大公报》曾刊登社论对排满革命表示质疑，还就清政府查禁革命报刊发表过评论，提出只有开国会、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抵制和遏止革命，而不能一味的查禁革命报纸，呼吁“平满汉之见，去种界之争”新旧政治力量联合起来抵御外侮。《大公报》还多次举办有奖征文活动，旨在启发国民宪政民主意识，即“藉联文字因缘，互换新颖知识”，所拟题目有诸如“压制释放利弊论”、“大同进化无种类之争说”、“中国之将来问题”等。其在3000号纪念征文活动曾以《立宪国之要素，一曰国会，二曰宪法，然当预备立宪之时，究应先开国会面后定宪法欤？抑应先颁宪法而后开国会欤？》为主题，对预备立宪表示支持。

第二次办报高潮政治性报刊对这两种宪政救国论的传播主要都是以清末政治形势为主，探讨宪政思想这一外来理论如何作为拯救国弱与政府腐败及消弭内乱的济世良药。这种以报纸媒体介入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只能通过著书立说、上奏朝廷、互相和唱等加以表达政治主张的方式，无形之中使民主思想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有了质的飞跃。[19]通过政治性报刊所建构的发行网络，宪政救国论日渐为各地读者和公众所“耳濡目染”，这为唤醒广大知识分子的权利意识，反对封建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国家奠定了舆论基础，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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