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说
先秦时代的周朝出现了记事的史官和采风的乐官，因此，有人就推测，像《春秋》和《诗经》这样的史籍，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种报纸，它们带有宣传和公报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几位外国学者，比如说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只是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周朝的“报纸”的文字。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汉朝说
持这种说法的以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汉朝的报纸，节的题目是“汉有邸报乎？”他认为，汉朝幅员广大，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了。应该承认，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汉朝的确具备了一定的抄发报纸的客观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了“邸”这个机构，但是，却没有关于“邸报应运而生”这样类似的记载，在现存的汉朝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邸报”的字样。因此，汉朝有报纸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东晋说等。
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于唐朝。
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闻的渠道。而“邸”或“进奏院”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藩镇首领们设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只是这些报告在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进奏院状报”的，也有称“状报”或“报状”的，还有称“留邸状报”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唐代确实存在“进奏院状报”的话，那么它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就是，唐代确实有“进奏院状报”。有两种途径：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关于这种形态的报纸存在的确切记载，或者是找到“进奏院状报”的实物来证明。恰巧，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先说史料的记载。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词语，更是频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还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孙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经纬集》中的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
孙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过中上级的政府官员。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作于公元851年，这一年，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从自己的家乡——襄汉（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带，来到皇都长安，在长安亲眼看到了“进奏院状报”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乡曾经见到的出自开元年间（713-741）的报纸，所作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孙樵生动地描绘了开元杂报的有关情况，是我们研究我国最早的报纸产生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它的内容，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等等，孙樵后来拿《开元录》核对了一下，“条条可复”，也就是说都可以得到印证。（《开元录》是关于唐朝开元年间的编年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从其他的史书中仍然可以验证，《开元杂报》的内容确实是发生在开元年间的政治事件。）
孙樵还把他在襄汉间看到的《开元杂报》与后来在长安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相类比，可见它们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证明。
我们把它和现在的报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孙樵所看到的“数十幅书”，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随意给它加的一个称呼。它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是否印刷，现在也还没有定论，但是它肯定是经过复制的多份“条报于外者”的，而且，内容记录的是最近发生的新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我国的早期报纸。这也就证明了我国在唐代就出现了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时间可以追溯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中引述的史实的上限，也就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2）现存的唐代报纸——“敦煌进奏院状”
我们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虽然从史实上为我国唐代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开元杂报”却并不存在了，这不得不使人遗憾。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发现了两份唐朝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再次为我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两份报纸分别保存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有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都曾长期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
从两者的内容看，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载的，而是进奏院官员收集、归纳的，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因此，它和开元杂报一样，也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