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产《昭文新报》：开国人办报先河
武汉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称江夏，东汉末年开始筑城，叫“却月城”（今汉阳龟山以北）。三国时孙权又在武昌蛇山筑城，称“夏口城”。后几经兴衰，至唐宋时，两城基本定型。汉口明代初成镇，商业繁荣，为我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首份报纸——《昭文新报》系“汉口造”。
《昭文新报》1873年8月8日在汉口创刊，创办人是艾小梅，初为日报。刊行不到3个月，因销路不畅而改为五日刊。内容以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但读者仍然不多，不久即停刊。《昭文新报》虽然昙花一现，却是国人自办报刊历史的肇始，为中国人自己办报做了最早尝试。之后，香港、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
大风大浪中，革命报纸命运多舛
20世纪初的六七年间，武汉报业为官方把持。湖广总督张之洞预感到民办报纸必将危及专制统治。为了遏制革命思潮的传播，张之洞先后创办《湖北商务报》（旬刊）、《白话宪政报》、《湖北学报》（旬刊）、《蚕学月报》、《湖北农会报》（月刊）、《湖北官报》（半月刊）、《湖北教育官报》（月刊）等多种报刊。凡政、学、农、商诸领域的舆论阵地，均为官方把持。1905年以后，民报勃兴，官府难以控制，但仍继续发行《两湖官报》、《公论新报》、《武昌日报》、《湖北农会报》、《湖北自治公报》等多种报刊与民报对抗。
1905年至1911年，是武汉民办报刊勃兴阶段。据统计，报纸共计40多家。主要有1905年创办的《大声日报》、《不缠足会画报》；1906年的《汉口中西报》、《公论报》、《工商日报》、《汉江日报》、《新汉报》、《交通报》、《现世报》；1907年的《鄂报》、《五洲日报》、《通俗新报》；1908年的《江汉日报》、《湖北日报》、《艺林报》、《湖北女学日报》、《大陆报》、《华报》；1909年的《通俗白话报》（亦称《武昌白话报》）、《汉口商务报》、《扬子江白话报》、《军国日报》、《趣报》；1910年的《大江白话报》、《雄风报》、《繁华报》；1911年的《大江报》、《夏报》、《政学日报》、《武昌白话新报》、《新鄂报》等。
在晚清武汉的50多种报纸中，除一部分为官报和民办商报外，其余多数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如《通俗白话报》由日知会员充任主笔；《商务报》初由革命党人编撰，继而成为群治学社机关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则是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机关报；《湖北日报》、《雄风报》为共进会所控制。这些报纸都敢于鼓吹革命反清，抨击君主立宪主张，颂扬革命党和孙中山。
戈公振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写道：文字贾祸，自古有之；报纸既行，于今（清末）为烈。论“清末报纸之厄运”，如光绪三十一年汉口《楚报》以宣布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被封，主笔张汉杰监禁十年。宣统元年《湖北日报》以插画有讽刺当道嫌疑被封。宣统三年汉口《大江报》以时评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被封，詹大悲遭监禁。光绪三十一年，汉口《汉报》载道胜银行行员陈延庆所开之庆安钱庄，资本不充足，致被提款而搁浅，俄使请鄂当道封禁。如此者，又屡见不一见。其他借故罚款，或停刊若干日者，尚不胜枚举。且有报馆因时受摧残，而自行停业者。盖官权之无限久矣，出一言而莫予敢违，以习惯之所趋，而成为不文之法。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此为全国首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武昌举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兹举其知名者有汉口：《国民新报》、《共和报》、《震旦民报》、《民国日报》、《新闻报》、《大汉报》；武昌：《武昌公报》、《群报》。③但随着袁世凯窃国和黎元洪、段芝贵督鄂，官僚军阀的专制统治重新建立，民主政治又遭破坏，武汉的革命报纸多被封禁，留存下来的不过3家而已。
解码比较重要的五家革命报纸
●《大江报》 1911年1月3日创刊。原名《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集资接办后更名为《大江报》。社址在汉口新马路53号，以后迁至苗家码头。《大江报》的编辑人员，基本上是《商务报》的原班人马，詹大悲任经理，何海鸣、宛思演、梅宝玑、查光佛等任编辑。黄侃、温楚衍、居正、田桐、蒋翊武、凌大同等革命党人经常为报纸撰稿。《大江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扬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政府罪恶政府为宗旨”，鼓吹革命，抨击时政，遇事敢言，在新军中很有影响。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所撰《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批判立宪派“伏阙上书”的改良举动和清政府出卖主权的卑劣行为。同月26日又发表黄侃所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全文区区201个字，高昂悲歌，疾呼“无规则之大乱”，进行反清革命。在时局已经风雨飘摇之际，“孤篇横绝”之小文犹如一声炸响的惊雷，产生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社会效应；小文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呼唤革命的到来。《大江报》的革命言论，为推动武昌起义爆发起到重大作用。两篇时评，引起当局大骇。鄂督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为名，饬令江汉关道率兵于8月1日晚9时查封报馆，宣布“永禁发行”，经理詹大悲、主笔何海鸣被逮捕，入汉口礼智司狱。
辛亥武昌起义后，詹大悲、何海鸣出狱。《大江报》在何海鸣主持下，于1912年6月10日在汉口后花楼街重新复刊。该报仍以一贯战斗作风，遇事敢言，反对袁世凯称帝。当年8月8日，黎元洪以《大江报》刊发江亢虎（社会党首领）鼓吹社会主义的文章并著社论荐介，下令查封报馆，严禁发行。9月，大江报人凌大同在汉遭黎元洪逮捕，秘密杀害于武昌汉阳门江边。在上世纪60年代，方汉奇先生有言：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大江报人反而不获保全，此乃辛亥革命悲剧的一个分幕。
●《商务日报》 其前身是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的《商务报》，馆设汉口英租界致祥里8号，罗某集资商办。革命党人何海鸣、刘蛰庵等参与社事。佯称以“沟通商务”为宗旨，实则为革命作鼓吹。日出一小张。旋因资金困乏，陷于停顿。次年2月，“日知会”会员宛思演以变卖田产所得接办。宛思演、邢伯谦分任正副经理，刘复基任会计兼发行。詹大悲、何海鸣主编，日出两大张。以宣传革命为主旨，“言论激烈，抨击无所顾忌”。社内同志多为革命党人，成为群治学社言论机关和秘密联络点，“凡联络党人，秘密集会及储藏炸弹手枪，皆在此”。《商务日报》对革命运动影响甚大，享有“革命先锋”之美誉。
1910年4月中旬，革命党人在报馆集议，拟借长沙爆发饥民抢米风潮之机，发动起义，议定4月24日夜发难。馆内查光佛、梅宝玑、李抱良等“以机不可失，主张发难尤力”，宛思演、邢伯谦以新军发动尚不成熟，力劝不可。旋因事机不密，风声走漏，为当局所注意，未及起而罢。鄂督瑞澂饬江汉关道齐耀珊“勒令停版”，并函请英国驻汉口领事饬令该报“迁出租界”。思演、伯谦相偕走黄州，馆员星散。
●《楚报》 创刊于1905年，是武汉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份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由汉上富商、买办刘歆生出面主办，吴趼人主笔。在香港注册立案，馆设汉口英租界。报馆职员多为日知会会员，倾向革命，在他们主持下，“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持论颇激昂”。在吴趼人辞职后，革命党人张汉杰受英人估尼干氏之聘任主笔，是年张之洞为修筑川粤铁路，与外人签订借款条约，尚未签字，密约全文为《楚报》冯特民探得，将全文登载，并加按语，说张之洞“不应有这丧权辱国行为”。触怒当道，张之洞札饬夏口厅严惩。于是《楚报》被封，主笔张汉杰被判10年监禁，冯特民被通缉，逃往上海。汉口新闻界遭迫害，这是第一宗。
●《大汉报》 1911年10月15日，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的《大汉报》在汉创刊，社址在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内。该报是武昌起义后创办的全国首份革命报纸，人称“民国之第一张报纸”，出于对外显示新生革命政权的创立和存在，“以言论造成民国”，代湖北军政府宣达命令，张大革命影响。创刊号一印再印，重版六七次，销行两万余份，创汉上日报销数之最高纪录。
创刊当年的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城内人心浮动，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为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大汉报》一天内发6次号外，杜撰和报道一些外省战胜清军，援兵立至的消息，创下一张报纸在同日发行号外最多的纪录。该报断断续续一直出至1926年8月，因胡石庵病故而停刊。
●《中华民国公报》 1911年10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这是武昌起义后新建革命政权的第一家政府官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首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言论机关。湖北军政府主办，馆设武昌大朝街68号原官纸印书局内。社长先后为张樾、牟鸿勋、蔡良村等。
馆内人员多为两湖师范学堂学生和共进会员。开办经费600两和每月津贴5000元由军政府拨付，初时出版不定期。所印报纸全部免费赠阅，分送军政府各部门、各独立省份、各府县学校及劝学所，另以200份张贴街市。每日发行4000份。报馆门首张贴张祝南所拟对联，十分引人注目。左联：“与民公好恶”，右联：“为国报平安”，横批：“光复中华”。简明扼要地揭示出该报宗旨，又天衣无缝地将“中华民国公报”六字嵌镶其中。
1912年初，《中华民国公报》变身拥护黎元洪的政治组织“民社”的报纸。与文学社、共进会等政治团体主办的《民心报》、《震旦民报》等不断进行笔战。同年5月，转为共和党的机关报。1913年停刊。
辛亥革命时期，由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所控制、主办的报刊，其数量之多，大武汉居于前列，为大多数省市所不及，整个一个“舆论制造所”。孙中山后来总结说：中国推倒清廷，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但即便是革命报纸亦存在自身的缺陷，其主要不到之处表现在民主革命理论宣传不到位。用新闻社会史视角审视武汉报业，其较少涉及民权、民生主义；在高呼“反清”的时候，对于民主共和之中国大势，缺少有力地鼓与呼；众读者的民主主义觉悟不高，应该说与报界的声音不响亮有关。在清末社会之大震荡时期，言论无自由，报纸受摧残。武昌举义后，政治局面混乱，报纸因“出身”各异，其党派色彩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