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8年。这个时期的主要标志是，我们党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样一个变化，不但对我们国家而且对整个报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1978年底，《人民日报》等中央的几家报社向财政部写报告，要求对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1979年初财政部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报社开展了经营活动。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在我国报纸中刊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个广告。但报社如何开展经营活动，可以在哪些范围开展经营，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各家报社都在进行艰苦的探索，随时面临着被说成是不务正业的压力和“违纪”的危险。
　　第二阶段：1988－1992年。这个时期的主要标志是，1988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国营报刊社开展多种经营的通知”，这个“通知”对报社开展多种经营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虽然今天看起来，这个“通知”对报社开展多种经营范围的规定是有限的，限制很多，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这样一个“通知”很不容易。它使报社开展多种经营有了政策“依据”，报社开展多种经营“合法”了。这个“通知”解除了人们心中的顾虑。从此报业的多种经营就像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由于缺乏经验，报业在开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交了很多的学费。
　　第三阶段：1992年－现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标志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推动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谈话”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思想上的某些禁区，从而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为报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这段时期报业的发展可分为二小段：一段是从1992年－1997年。这6年间，由于报业发展的空间很大，使报业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以广告为例， 1992年全国广告营业额为16．2亿，较1991年增长68．2％，1997年广告营业额达到96．8亿，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在50％以上。而从1998年开始，报业广告的增长就大幅度地下降。1998年较1997年增长7．8％，1999年较1998年增长7．6％。这说明报业的发展，不会总是直线式的上升。过去报业的发展是粗放型的，属于起步阶段，空间很大，获利比较容易，这种情况不会再来。今后报业利润水平也将趋近于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这两年报业发展遇到了较大的困难，特别是各级党委机关报。从总体上看，发行量在下降，广告增幅也在大幅度下滑，但开支在加大，利润在大幅度减少。有的报社还要还贷款。个别报社经济极度困难，奖金几乎没有了，发工资还要到银行贷款。目前报业又遇到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

我国报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差距相当大。有的已经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规模，走上了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的道路；有的则很困难，仍靠国家财政拨款办报，尚未改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办报的状态。
　　作为平面媒体的报纸与杂志，数量众多，相对于广播电视来讲，单张报纸（杂志）所具有的传播影响力相对较小。特别是随着报刊业经营体制改革，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80年代末以来，一个以中心城市为地域特征的新兴媒体群落蓬勃发展。从报道内容上看，这些报刊都属于城市生活服务类、文化休闲类及新型综合性晚报类，较少涉及意识形态领域，敏感度较低；从经营上看，这类报刊贴近读者，市场化程度较高。因而这块媒体政策相对宽松，也是包括上市公司、外资在内的系统外资金集中介入的领域。

2001年1月，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有关方面首次明确指出：要着力进行“传媒领域投融资体系创新”，支持试点集团通过“购并和重组的方式兼营、创办多种媒体”，“试点集团要着重在实现多渠道利用社会资金方面取得进展”。2011年4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新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其中取消了原来的“高科技产业”，新增了“传播文化产业”（L0101）及“信息传播服务业”（L20）。前者的范围包括了“书、报、杂志、资料的出版业”，然而并未包括报纸、杂志的编辑业务。这一系列的信号显示：平面媒体的政策有进一步松动的可能，报刊行业的整体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于体系外资金以及证券市场而言也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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