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与壮大，对报纸等传统媒体产生巨大的冲击。互联网凭借其方便快捷、内容的海量性、互动性强等强有力的优势逐渐消解报纸的优势，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大量受众由报纸流向互联网使得报纸的生存变得尤为艰难。在西方，曾有不少持“报纸消亡论”的学者先后预言过报纸的消亡，早在1994年，美国未来学家迈克尔克莱顿就将报纸称为“媒介恐龙”[1]，认为它行将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华盛顿邮报》的媒介批评家霍华德库兹则称报纸产业正弥漫着“死亡的气息”[1]。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的教授菲利普迈耶出版了专著《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在读书的中译本封面上，赫然印着他对报纸消亡的预测：“2043年春季的某一天，美国最后一位读者把最后一张报纸扔进了垃圾桶，从此，报纸消失了。”
一、报业危机的爆发
美国和欧洲是现代报业的发源地，在那里创办了许多专业水平高，历史悠久的大报纸，但是自2008年以来，报业的危机就在它发展最繁荣的地方开始爆发。进入2008年以后，美国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如《辛辛拿提邮报》、《首府时报》、《阿尔布开克论坛报》等都因为发行量的巨大减少相继停刊。这些名气不大的小报停刊我们大可以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同行竞争大，经营不善等方面找理由，但是在2008年10月，《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公开宣布即将“停刊转网”。该报创办已经整整100周年，在美国新闻史上曾经屡获殊荣，这样知名度、美誉度都位于前列的大报纸也因巨额亏损而停止发行了，这就预示了历来报界所称道的品牌特色、专业水平、历史权威、社区需求等这一切报纸的优势也抵挡不了报业危机的降临。
“地球村”的概念是由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日益发达的媒介使得世界缩小为一个村落，他所预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变成了现实，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也紧密联系，互相影响。欧美报业的危机波及到了世界其他地区报业的发展，比如在亚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报业同样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震荡，只不过影响程度小于美国和欧洲。
在纸媒竞争激烈的中国，纸媒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在2005年的下半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的社长吴海民最早提出了报业的“严冬期”一说。随着北青媒体和广州日报两大媒体的同时下滑和衰退，全国报业都出现了“崩溃”。
众所周知，报纸的收入，一靠广告，二靠发行。世界各地不少报纸面临着发行量急剧下降，报社的经济命脉——广告收入不断减少，报社大量裁员，年轻读者大量流失的问题，报社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经营惨淡现状，似乎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面对这样的情况，报纸媒体也在积极地挽回这样萧条的局面，比如发展手机报、停刊转网、与新媒体整合等等。
二、“数字优先”的必由之路
1.纸媒数字化的崛起。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报业发展的首要议题。受到国外报纸数字化建设的启示，我国同样把建立数字报业作为缓解报业危机的重要的发展战略，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来推动传统报业的改革。
报社面临的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减少、报社大量裁员等种种问题就像是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紧密联系、互相影响。2005年，鲁伯特·默多克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说：“报纸正在遭到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唾弃……现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乃至三十几岁的人‘不想让一个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的人来告诉他们什么东西重要，他们肯定不希望新闻报道像是传道’。[2]”年轻一代是在互联网普及的环境下成长的，因此他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与上一代人已经不同，绝大多数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具备了新媒体阅读终端，他们习惯于从互联网获取新闻，并且有强烈的交流愿望，而报纸比较适合老年人的阅读习惯。
纸媒体的“数字化”，最早是从电子化开始的，所谓的报纸电子化，就是各大报纸在网络上呈现报纸内容，这样读者通过互联网可以阅读纸媒的内容，迎合了读者的阅读习惯。随后，为了提升阅读感受，使读者像读报纸一样方便舒适的视觉感受，出现了纸媒的PDF版，能够在网上看到报刊的原样版面。除此之外，由于手机用户量庞大，有潜在的市场，于是有的报社与通讯运营商合作，推出了免费或者包月等形式的手机报服务。但是，手机短信又存在信息容量小的问题。为了不断满足现代人看新闻的习惯，报纸借助与新媒体的融合不断地改进数字化发展模式，现在利用开启官方微博、创办官方网站等途径已经在新媒体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2.停刊转网的报业实践。在初始阶段纸媒体的“数字化”并不彻底，大部分是纸质版与电子版并存。各大报纸还没有对新媒体有足够的重视，报社内部没有与新媒体进行资源的整合，因此不少报纸经营还是处于低迷状态。进入21世纪，纸媒的“数字化”则进行深入的改革与实践：停刊转网。美国一批百年报纸甚至停止发行印刷版，转而加入网络经营的行列，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西雅图邮报》、《安阿伯新闻报》等具有百年历史的报纸先后转报为网。
停刊转网的成为许多报纸自救的方式，一些美欧报刊社实施数字优先转型战略从而扭转自身亏损的案例不在少数，它们用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大西洋》月刊从2007年开始大力推行多平台改革，确立数字优先战略，经过几年的努力，2010年终于开始转亏为盈，取得经营成效。 2009年3月底停刊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果断地停止印刷转为以网站为主发布新闻，同时出版一份新闻周刊。该报停刊时，订户数已不足5万，而在停刊转网后的一年其运营出现了转机。因此，该报更加坚定地进行媒体转型，并致力于开发数字产品，成功地摆脱经营危机。
从经营角度看，这些报刊遵循了市场规律，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应时而变。对于媒介经营而言，正确的操作顺序应该是首先对媒体针对的受众进行研究，通过各种渠道的反馈分析其需求是否发生变化，其次做好内容。然而大部分的报刊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旧满足于纸媒的专业性、权威性的优势之中，忽视了受众消费、使用媒介的习惯的变化，对数字化的迫切性认识不足，直至发行量的大幅度下降和广告向新媒体大量转移后，才意识到危机已经来临。显而易见，正式是媒介管理者们媒介经营意识的缺乏导致自身衰落，只有加强对媒介的经营，遵循市场规律，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三、报纸品牌竞争的创新之路
在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是趋势，尤其是报业必须加快与新媒体融合的步伐，可以说谁能更快与新媒体融合，谁就能在媒介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现代媒体的竞争也进入品牌经营时代，品牌成为传媒经营中十分关键的因素。媒体的品牌代表了一个媒体在受众心中的总体形象，包括媒体的美誉度和公信力等等，媒体的品牌价值越高，那么市场占有率也越高。
那么对一份报纸来说，要想生存都必须在内容、营销方面创新。纸媒转型在读者积累、知名度积累等方面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当然，数字化转型也绝非易事，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与整合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而在报社经营不善、经济亏损的情况下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增加了其经济负担。此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播环境和媒体经营环境，要想在停刊转网的道路上走好走稳更需要内容的创新、经营理念的转变。
因此，媒体整合并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报纸上的内容转移到网络，也不是走捷径转载一些爆炸性新闻，这些并不是新时代的受众所想要的。要明确的是，如果数字化转型仅仅停留在内容的转移这个层面，那注定是要惨败的，也必须认识到报纸自身的人才优势、渠道优势、受众积累等等。再者，网媒的编辑方式、报道方式、经营模式都与传统媒体有所不同，知名的新闻门户网站强有力的竞争也压迫着传统媒体建立的新兴网站，要想分得广告投放的一杯羹更加困难，因此必须着力于内容创新，建立起报纸良好的品牌形象。
互联网是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对重大的热点事件各类媒体都会争相报道，使得报纸同质化的问题更为严重。报道内容创新已经成为报纸拉开竞争层次，建立竞争优势，谋求突破，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要做一份有特色的辨识度高的报纸，报纸的内容要独一无二，报道的角度要更独特，如果不能做到“人无我有”，就要努力做到“人有我优”。简单地从其他网站直接转载或者稍作改动已经错失了新闻发布的新鲜性、时效性，不足以吸引网民的注意力。要在这样的汪洋大海中脱颖而出，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准自身的定位并持之以恒地做出特色。只有差异化才能生存，只有做出特色才能成功。由南方都市报出品的杂志《南都周刊》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依然能站住脚，正是因为它有明确和独特的定位，《南都周刊》是中国唯一一份以城市为关注对象的新闻杂志。它关注城市话题、感知城市冷暖、探查城市底蕴、把握城市脉搏、引领城市潮流。在内容上坚持走高品质路线，杜绝过度煽情和娱乐，始终以城市高端人群为目标群体。
四、我国纸媒的未来发展
尽管面对强势的新媒体，纸媒似乎已经毫无优势与存在的意义。的确，互联网为我们快速地提供海量的新闻信息，但是调查表明，一个人一天所需要吸收的信息不会超过一份报纸的容量，由此可见，报纸是可以满足人们的新闻需求，只不过人们对网络的无比依赖使得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搜索上，误以为自己需要如此繁多的信息。
媒体网络化带来的问题也很多。一方面，信息爆炸的时代使得网民置身于信息的海洋，而从互联网取得的信息鱼龙混杂、亦真亦假，读者产生了筛选信息的苦恼；另一方面，电子阅读呈现出快速、碎片化的特征，这种“浅阅读”的阅读趋势也导致了受众走马观花，缺乏深度阅读，因此，深度报道、新闻专业主义仍然是纸媒的生机。
总之，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纸媒有其天然的优势，在新媒体时代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只有在充分发挥纸媒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借助网络等媒介的传播技术与传播方式，在内容与视角上凸显与网络、手机等媒体的差异，加大新闻报道的深度，保持自身的权威与公信力，增强纸媒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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