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网民数量达到2.53亿人，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在互联网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带来网络舆情井喷现象，成为舆情监测服务行业兴起的催化剂。舆情监测服务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大批舆情服务机构兴起，提供网络信息的监测、分析、研判服务。舆情服务市场仍在发展壮大。舆情监测服务的发展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舆情监测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从粗放到集约的发展蜕变。集约式发展直接体现在市场主体及服务对象对舆情服务认知的变化。行业发展之初，舆情的定义较为狭窄，甚至有认知偏差，由此催生删帖、水军等不规范操作及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舆情行业的污名化。经过几年的市场发展及培育，公众对舆情的认知逐步成熟，舆情的内涵及外延有所扩展，舆情服务也从单一的负面舆情监测、处置，转向网络民意的日常性调研。一方面为研判、预警等各环节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

舆情监测服务的发展是政府对民意的重视

舆情服务行业的发展，缘起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得益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推动。

实际上，在舆情监测行业进入社会化发展之前，舆情监测已开始在政府工作中发挥作用。2004年，舆情监测工作首次见诸中共中央全会工作报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并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 映渠道”。这时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管理还处于摸索阶段。

2005年到2009年，网络事件接连不断，舆论“大V”开始出现，网络舆情的激增引起政府高度重视。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到了微博时代，网络舆论持续繁荣和活跃，舆情管理与处置日益复杂。2009年8月14日，新浪微博测试版上线，微博在中国随之兴起。各级政府纷纷开设官方微博，宣传城市品牌形象，加强官民互动。2011年，微博发展提速，政务微博也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和舆论效应影响力日益凸显。

之后，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两微一端”等移动新媒体的应用，使得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学会建设好、运用好和管理好互联网。一 大批诸如“国资小新”、“共产党员”、12306APP等集权威发布、信息查询、政务服务等功能于一身的政务新媒体“大号”受到网民热捧。

舆情监测服务为民意调查机制带来新方向

海量、复杂的网络民意为政府的民意调查机制带来挑战，而舆情监测服务则恰好契合这一需求，为传统的民意调查机制带来有益补充。

传统的民意调查机制由于样本数量不足，且容易造假，经常被诟病为“以偏概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民意的表达窗口革命性地转向海量的数据更新和多平 台发布，传统的民意调查很难在第一时间反馈民意测评结果，并且在多平台数据收集方面力不从心。目前，舆情监测工具被试用于重大政策颁布的民意测评，在时效性上弥补了传统民意调查手段的不足，在政策颁布前后第一时间反馈舆论动向，且反馈方式更加灵活和直观。同时，全互联网收集方式也让民意调查的数据来源更为全面，可借鉴性增强。

除此之外，舆情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舆情信息监测、舆情研究报告等，通过系统化梳理，实际上也是网络民意的阶段性反映，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尤其伴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舆情监测服务机构也在探索网民行为、群体特征等多维度交叉分析，力求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舆情作为民意调查手段的样本代表性模糊问题。

网络民意不完全等于真实民意。然而，舆情立足于对舆论社会态度和观点的客观反映，这一点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调查不谋而合。未来，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舆情监测服务行业或可通过技术手段，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网络舆情分析与线下民意调研的结合，从根本上提高研判准确性，走出“纸上谈兵”的尴尬。而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数据交流与数据共享，立足于全互联网大数据的民意调查智库或将应运而生。大数据运营商、媒体、舆情研究机构、调查机构都会被纳入新的民意调查机制，助推政府公共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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