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媒介与政治的互渗力不断提升。一方面，新媒体的开放、互动、共享等特征，使更多公民更方便地接近政治领域、参与政治过程；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传播效力也越来越突破地域和空间界限，吸引不同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政治关注。2012年，在美国被称为手机政治元年。据皮尤调查，美国88%的登记选民拥有手机，其中3/4的人用手机收发选举信息，27%的人通过手机追踪选举信息。近50%的选民使用智能手机，其中45%的人用手机浏览社交媒体上对候选人的评论，35%的人会通过手机上网求证信息，而18%人则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在我国，新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和对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如下四个方面：政府传播、公民社会、国际政治和政治思想。
一、政府传播与网络问政
相对国外关注的政治选举、宪政改革等政治传播，国内研究侧重于“政府”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的传播。新媒体的发展给政府带来了考验，关于新媒体与政府执政能力研究领域，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在新媒体对政府执政提出的挑战，以及新媒体环境下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相关对策。
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使政府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挑战，如政府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问题；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监管；强大的信息扩散力、渗透力冲击着党的执政能力。面对这种情况，执政党必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推进党的执政能力的制度建设；增强执政党引导新媒体舆论的本领。迅速转变执政理念，占领舆论阵地，把握舆论导向，引导社会热点，化解社会矛盾，是领导干部必须肩负起的社会责任。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需具备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思维能力；真实信息渠道的把握控制能力；沟通与角色转换能力。也有研究者提出，今天，政府的执政能力包括驾驭新媒体的能力，要把新媒体作为重要的执政资源，探索新老媒体并存的工作规律。还有研究者认为新媒体对执政者群体的形象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坚持外部形象与内在素质的标本统一，高度重视、悉心策划外部媒体形象，坦诚与媒体合作。
网络问政，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一方面网络成为民众参政议政新渠道，另一方面通过网络问政于民创新民主形式。2008年6月20日注定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问候网友，倾听民意，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非常关注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两会前夕，新华网以及搜狐网、腾讯网等各大网站相继推出的“总理请听我说”、“我有问题问总理”、“为省部委建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征集”等互动平台，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网民积极参与。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参政议政、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为各级政府领导打开了一个了解社情民意的崭新窗口。以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开展的网络问政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在推动思想解放和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互联网国家治理
“互联网+”让我们处于一个大传播时代，在互联网每一个节点上的网民都能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传播权利，同时赋予每一个公民更多的参政议事的权利。自媒体、社群化、议程融合、众声喧哗，也会给社会秩序、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带来各种新问题新挑战。与此同时，“互联网+”也需要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
郑永年在《危机与重生》一书中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确定为“强国家—弱社会”，并指出这一关系会在一定阶段内保持稳定，但缓步向“强国家—强社会” 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国家历次大会中不难发现国家持续在走“简政放权”、发展协同社会的道路，这一道路要求在保证“强国家” 的基础之上，不断增加社会权力，扩大社会中坚阶层。互联网基因就是“去中心化” 和分权，在“互联网+” 的推进过程中，政府如何利用好“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恐怕不能只停留经济体制改革上，还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随着经济制度改革红利释放完毕，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现行政治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分配制度改革推行多年，但是基尼系数却连年上升，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源分配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公众参与”，大量资源集中在权力、资本手中，分配自然难以平衡，公众利益难以保障。在经济领域我国面临的另外一个严峻挑战就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内需不足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无法藏富于民就无法激发公众的消费热情。因此，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形成倒逼趋势，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已是迫在眉睫。而突壁垒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公众参与度，使权力和资本在阳光下运作。
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无序性、随机性、复杂性，政府在处理自身与互联网关系时便不能生搬照抄对传统媒体的处理方式，而是要循序渐进，走出一条生态化治理的路子。治理是上下互动协商的过程，强调政府和公众群体、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的沟通与交流，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所谓生态化治理即是将整个互联网看作一个生态圈，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其自由生长，允许线上社会组织、公众群体的存在，并在需要政府出面协商时以参与者的姿态合作完成互联网公共事务。
近年来，新媒体智库也悄然崛起。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提供政策建议和阐述思想理论为重要方式,以影响政策优化与调整最终推动社会进步为最终目标的一个组织机构。智库成果与智库传播是智库发展的双引擎通过何种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实现智库的价值和功能,也成为摆在智库学者、智库研究者面前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我国新媒体智库发展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智库的新媒体传播。对新媒体的认知能力、运用能力,将直接决定智库传播的成效,直接决定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一个是通过对新媒体的研究，为新媒体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自20世纪初，美国智库即致力于国家长期政策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媒体由于其自身特色而成为智库扩大影响力的首选，发声呐喊的重要互动渠道。美国媒体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包括纸媒、电媒、网媒及新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与智库和政府的互动。特别是在新媒体使用上，在政策制定前后智库都会充分与媒体沟通，并在充足资金支持下，提供旗下专家在媒体和自身网站发声，对政府进行游说和沟通。在美国,智库主要是指政府、政党体系之外的独立的民间思想库,这些独立的民间智库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我国民间思想库的兴起和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息息相关,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趋势、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
在新媒体大发展的环境下，传统媒体，尤其是政论性媒体的发行、广告等营收规模都有所下降。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没有往下走，而是逆势而上，构建了从理论观点的对话、开放研究、问卷调查、交流互动到传播推广的产业链条，走智库型全媒体发展道路。《国家治理》周刊即将公开发行，充分展现了人民论坛逆势而上的良好发展势头。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主题为治理现代化与文明的跨越。人民网新媒体智库正式发布《2015年中国网络视频产业生态发展报告》，提出网络视频在飞速增长的移动互联网领域，越来越具有独立媒介形态，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有力地助推“互联网+”经济。目前我国的新媒体智库还是偏重新媒体产业的研究，对国家新媒体政策及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所提供的智力支持仍是空白。
三、国际政治与网络外交
网络外交由于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迅捷性等特点，决定了网络外交成为新外交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它以其强大的外交动员力和外交效率，推动着现代外交在价值原则、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总体性变革。”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网络外交越来越成为未来最具冲击力的新兴外交形式。中国在外交运行过程中应该大力推进网络化和虚拟化，这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制网权是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的一种新型国家权力形态，它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
在2009年6 月12 日的伊朗总统大选中, 社交媒体在推动伊朗的国内社会运动形势方面大显身手, 尤其是网站设在美国的Twitter首当其冲, 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朗反对派在政府对外国媒体和互联网管制实施限制的情况下, 借助Twitter信息平台相互串联, 继续抗议向政府施压, 并且西方媒体(CNN、BBC 等)也借助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制造国际舆论,里应外合,支持伊朗的游行示威者。由于Twitter在伊朗政治危机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对伊朗的“Twitter革命”分析中, 可以看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街头政治逐渐与先进的网络媒体结合在一起, 形成网络一街头政治, 网络成了召集和动员街头游行示威和抗议的有力工具。颠覆性革命逐渐从简单的“颜色”走向了互联网中的社会媒体和私人煤体的整合。”《试论伊朗“Twitter革命”中社会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
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就坦言，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络是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箭袋中的一支新箭”。美国总统奥巴马已在Twitter上确认白宫开设了Twitter官方帐户。
新媒体在塑造国家形象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微博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体现为构建了一个新型的“公共话语空间”,一个公民行动的生发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微博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增加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群体形象。而微博逐渐显现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官方重视,众多政府部门开始将微博作为推进政务公开、沟通民众、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提高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的窗口, 这一做法对扭转传统媒介传播时代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具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外交部门也与时俱进地展开了“微外交”，2011年4月13日，“外交小灵通”发布了第一条微博，随后的近千条微博内容包含“外交史上的今天”、国家领导人出访信息、外交动态、国内外重大事件等等，信息及时，语言活泼，开通近两月便吸引近23万粉丝的关注，“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是粉丝一员。实体外交关系经由网络平台，演变成虚拟的“相互关注”的关系，这在以往的外交史上还不曾出现。实际上就是媒介平台实现关系转换的一种方式，是媒介平台的一种规则创新。与此同时，由于涉及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传统官方媒体在某些事件上的传播并不能达到最优效果，这时，民间新媒体便作为一股灵活的新生力量悄然崛起。谭天、王晶晶认为：“目前在我国对外传播中，可以通过借力话题、平台拓展和规则创新三种方式来利用新媒体平台。”
面对力量强大的社交网络，各国的第一反应是强化掌握先进技术以及完善运用技术的制度规范。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98年起专门成立了名为In—Q—Tel的非营利性风险投资机构，专门用于资助具有情报搜集以及意见领袖识别等功能的信息技术创业项目；国家安全局则进一步完善自“冷战”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梯队系统”，强化对全球信息活动的监控能力；美国空军司令部等机构则购买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研发的“网络水军”技术，装备部队后投放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网络聊天室，用于和宣传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作战”。在获取并享受社交网络等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保卫自身的核心利益，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仍然是主权国家的首要选择。
四、新媒体与思想政治
当前理论界学者对新媒体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基本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新媒体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刃剑”功能。把新媒体应用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上,是一种创新性的尝试,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近些年围绕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一些的成效,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渠道,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宣传思想工作的新渠道和新手段。然而，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尤其是对于高校和大学生，新媒体使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传播特征与优势, 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机遇与挑战。徐振祥认为：1.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难度；2.新媒体的虚拟性和互动性容易引发大学生心理信任危机和人格障碍；3.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高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挑战；4.新媒体传播的技术复合性与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媒体素养提出新要求。目前数量巨大的关于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还示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思想政治问题，恐怕责任并不在于新媒体身上，而在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