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以传统媒体为载体的官方舆论场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民间舆论场的割裂，呈现出自说自话甚至互相矛盾的传播状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舆论趋同而造成的舆论振荡，但却对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强的负外部效应。

当前，舆论场割裂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1）媒介交流断裂

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之间具有互构作用，社会结构催生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又不断固化现有的社会结构。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凸显，阶层流动性差，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分立，继而导致媒介行为的分裂与畸变。以官方媒体为主的官方舆论场强调宏大叙事，从正面建构议题，将信息传递建立在正面的视角之上，成为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和社会风尚的提倡者；而围绕互联网形成的民间舆论场则以个体为切入，喜好从负面解构议题，以揭露和抨击的笔法迎合大众的“反叛”心理。

同时，舆论撕裂导致官方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议程设置缺乏有机联系，各自画地为牢导致媒体舆论监督职能弱化，甚至面对同一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论调。如，以2010年发生的“药家鑫案”为例，活跃于微博和论坛等网络媒体的公众，坚持认为药家鑫的行为是故意杀人，毫无疑问应该伏法；而某些传统媒体则以电视节目的形式解析其行为属于过激杀人，并通过介绍药家鑫的日常生活为他进行人格背书。

两个舆论场的割裂造成了积极和消极的二元对立，迫于阶层利益和受众需求，其各自的传播行为与现有的传播轨道背道而驰，进而加剧了社会碎片化意见的形成。

（2）大众行为分化

社会大众囿于活动范围和注意力资源的限制，无法对外部环境和众多社会事物保持有效接触，对于无法直接体验、超出其感知范围的议题，大众只能依赖新闻媒介来了解、认知和做出反应。

显然，两个舆论场的分立，导致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情境，塑造了具有明显差异的意见环境。大众对于不断分化的舆论环境进行选择性接触和认知，导致了较大范围内社会大众行为的分化。社会成员为避免遭受孤立，将会对同一舆论场中的话语群体进行更为冒进的认同和复制，加剧了群体极化的倾向。

舆论场的撕裂阻塞了社会信息交流，左右了社会成员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割裂和信任缺失，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3）事态发展多变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映射，是现实人际关系在网际间的重新组合，以网络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尽管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其舆论议题深植于社会现实。网络舆论与主流媒体舆论有重合部分，两者重合交汇的部分越多，社会舆论环境越和谐，越有利于舆论引导。

但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的撕裂使得官方与民间的声音无法形成合力，甚至互相拆台，舆论力量内耗和冲突，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更加逼仄，致使事态进展迟滞，舆论热点交错杂乱，民众意见弥散和分解，难以形成有效的舆论合力。

两个舆论场的存在初期，更多是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争夺和冲突。民众对自身利益的表达使得网络成为他们新的泄愤场所，两个舆论场之间呈现各自为政的分裂之势。这导致传统主流媒体舆论的引导失效，网络舆论的引导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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