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舆情是“政府舆论情况”的简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与政府相关的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政府及其管理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它是较多群众对关于政府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

政府舆情定义

政府舆情是“政府舆论情况”的简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与政府相关的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政府及其管理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它是较多群众对关于政府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

政府舆情监测意义

随着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舆情监测工作已成为政府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政府舆情监测，首要的意义是发现危机信息，及时反应网络危机负面，争取反应时间。对突发事件，有些是对政府形象有影响的舆情，进行良好的掌握，及时的了解动态，对于一些错误的、失实的舆论做出正确的引导作用，积极主动的处理措施等方案。

政务舆情的第二个重要意义是从宏观上把握整体舆情情况。舆情通俗地讲就是社情民意，是指社会各阶层民众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所持有的情绪、态度、看法、意见和行为倾向，而舆情监测主要反映在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两个方面。网络舆情社会舆情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状况的反映。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都是公开表达和传播的态度、意见和看法。

政府面临舆情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政府舆情应对方法

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出事”的第一反应，就是“瞒”与“捂”，但随着中央对“瞒报”现象的变现出零容忍，以及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突发事件变得 “瞒”无可能， “捂”亦不通。于是许多政府部门转变思维，采取“热回应”方式，这种转变值得肯定，但是我们必须谨防将“热回应”变成一种忽悠公众舆论监督的手段。那么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公众的“回应诉求”呢？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政府的决策层到操作层两端入手:
       首先决策层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该及时准确掌握社会舆情，知道图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是怎么想，怎么说，公众想了解事件的哪些东西，对事件舆论的态度是什么？只有准确全面监测到了这些舆情信息，决策才能切实解决好调查、授权和发布的各个环节，做到尽早发布、主动发布、准确发布和动态发布。
      而在操作层面上，政府在回应突发事件时应该从以下四点入手。
      第一，尽早发布信息：舆论引导既贵在实效，也贵在时效。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2小时后就出现在网上，4小时后就可能被大量转发，24小时后就可能形成网上舆论高潮，传播扩散的速度十分惊人，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第二，主动发布信息：如果说危机事件不可预测和避免，那么危机事件传播导致的舆论被动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要在危机发生后主动发布信息，而不是在小道消息流传或媒体传播之后再进行被动发布。
      第三，准确发布信息：处置舆情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一定要准确，否则不仅无法起到澄清真相、堵塞谣言、平息舆论的目的，反而会使信息发布主体的权威性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舆论危机进一步加剧，政府声誉和形象蒙受新的伤害。要做到快速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必然强化信源责任、信息核实、负责表态、口径一致等一系列环节，在实际的操作中把好每一个关口。
      第四，动态发布信息：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处置和妥善解决是一个时序过程，相对应的信息发布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在第一时间一次性地将所有涉及事件发生与处置结果的信息都提供出来。因此，快速、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实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政府要随着危机事件舆情处置的进展，不断跟进式发布相关有价值的即时信息。动态发布信息要处理好发布时机、周期和内容连贯、完整等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