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网络舆情，往往意见领袖参与积极，联动热烈，导致舆论场过热、谣言频发，舆情事件关注热度过高。而青岛燃爆事件中，意见领袖和媒体相对理性，能够依据事件本身的缺漏优劣来进行舆论审视，虽有少数谣言但立即被民间舆论场自发解构，自净化已相对彻底，实现了由大V主导的群体联动向公众情绪的自然共振演化。公众对事态进展高度关注，对伤亡人员深切悲痛，对事故原因激荡反思，对追责调查殷切期盼。这本身标志着中国民间舆论场正在发挥更理性、健康的舆论监督作用。

随着新一届领导大力整肃吏治，各地政府对于一般性的舆情已能较为迅速处理，但涉及到央企和地方政府双线博弈的舆情，仍力有未逮。在社交媒体时代，街头活动透明化、突发事件被快速公布于微博、微信中，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个重大背景，即网络社交化、信息移动化、爆料本地化。信息公开增加了密室协调的机会成本，也把官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混合直播的方式公之于众，更把地方舆论应对能力暴露于全国受众面前，执政环境的信息生态已经互联网化，官员应对受众意识、信息公开意识、在维稳和维权之间平衡的法治意识需大力提升。如何在信息公开环境下高效高能地行政，无疑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另一方面，当前大众化情绪传播正在向分众化的私密或小范围分享变化。互联网平台和社区的演化速度很快，微信对微博具有明显的分流作用，在平台进化过程中，与其聚焦于技术，不如更多关注舆论场中的意见达人。这次事故前的环境评估磋商，曾有意见达人表达过异议，如何确保舆论场中的大众型意见达人和专业型意见专家充分表达观点，进而从细节上优化各项工作非常重要。

当前，公众对于调查追责的要求已经逐步向国际化看齐。如何确保调查的精准、精当，需要好好吸收网民意见和专家看法，需要认真向国际先进经验学习。对网民意见和国际经验，采取对抗性态度还是积极与之互动、吸纳而为我所用，在舆情事件的处理中极为重要。每一次重大事故都是反思的重要舆论节点，通过事故调查，建立预防性机制，从规划、管理、处置、宣传、追责等多个角度，降低类似产业的事故风险，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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